同，但趋势是与国际接轨。例如CCMD-2R中有抑郁性神经症的诊断而CCMD-3中增设了恶劣心境分型，将CCMD-2R中抑郁性神经症归在恶劣心境中，归属于心境障碍，这是一种重大的归类变动和进展，符合临床实际，在过去诊为抑郁性神经症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恶劣心境病人，有一部分则是抑郁症病人。

          可见抑郁症检出率上升与诊断标准的差异及变迁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 抑郁症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巨大，给家庭也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心理负担。在世界前十种致残和使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疾病中五种是精神疾病，其中抑郁症名列第一。重症抑郁可高度致残，即便是单纯的抑郁症状导致的残废也比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严重。社会对于心理卫生的认识水平也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不断提高。

           公众重视抑郁症，因为绝大多数抑郁症病人是完全可以走出困境，重新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公众和综合性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认识普遍较前加深，综合性医院门诊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得到提高，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社会因素也对抑郁症患病率的上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抑郁症诊断泛化倾向 20世纪80年代前许多医务工作者，对情感性障碍诊断过低，而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严重扩大化，造成这种诊断偏差的原因是对疾病的概念认识不一致以及对疾病的临床现象学研究不深入。

           从70年代至今许多资料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所谓“分裂性”症状（幻觉、妄想等）在情感性障碍与精神分裂症鉴别诊断中的地位，认为“分裂性”症状并非精神分裂症的专有症状。这些症状，诸如幻觉、妄想、思维形式障碍甚至紧张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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