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值得信任的治疗联盟（见下文）。
有关疾病、治疗选择和预后方面的信息/教育，要在病人和家属感到可以舒服提问的环境下，以病人和家属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
病人参与治疗决定，因为合作决定会增加依从性和治疗的有效性。
使用肯定疗效的方法开始治疗计划。
经常监控和随访以评价病人的依从性，副反应和对治疗的反应，解释任何担心，当必要时，随时调节治疗，以保证最佳结局。
长期随访和病人/家属教育，来保证及时识别复发和再发。

治疗联盟

临床处理起始于在医生和患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治疗联盟也可能扩展到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医师必须能倾听病人倾述他/她的担心。1981年西班牙抑郁症防治会议上为医师制定的指南，如下：

医师应该对他/她自己的能力自信，并且有能力传递给病人和家属，以便平息他们可能对疾病的焦虑。假如医生感到不安，这将可能传递给病人和家属并增加焦虑。这就意味着医师必须有恰当的知识和经验。
医师应明确、准确地描述有关抑郁障碍的信息，谨慎谈论，不要否认或缩小该病的严重性，但也不该称它是不可救药的或过分夸大自杀的危险性而夸大其后果。在态度和词句上，医生的表达不应含任何道德的判定和对病人的预示是和任何其他疾病一样的一种医学疾病，当病人抑郁时并不比当病人患心脏病或糖尿病时过错更大。
教育和治疗应当个体化，以满足个别病人的需求。
医师应寻求为病人提供社区可得到的最好治疗，主要是疗效经过科学证实的治疗，并保证恰当地使用这些治疗（即恰当的剂量）。
当医师似乎达不到最佳结局时或当病人有高度自杀危险时，医生应愿意咨询精神病学家。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咨询并不免除初级保健医师的日常处理。

病人/家庭教育

和有知识的病人的合作对治疗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要理解病人的人格和他/她对抑郁症的观点。以便在最有帮助的情况下提供信息。医师必须认识到，他/她不能迅速地改变病人的世界观，因此健康教育必须以与此相符的方式加以提供。

比如，那些相信自己的健康状态取决于他们自己行为的人们，可能感到对抑郁症负有责任，并想依赖自己与疾病作斗争。对这样的病人，医生尝试把药物描述成病人手中的一种“工具”，可能是有帮助的，强化最佳治疗的责任在病人控制范围之内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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