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这1700元，无论如何都对应不上袁毅鹏原来9000多元的工资。这时候袁毅鹏向公司交涉的重点，换成了被扣工资的多少，并要求公司考虑一下他房租到期、药费昂贵的苦衷。但据他所说，这些邮件亦同以往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迫不得已，问家里要了1万块钱，换了个房租低廉的地方居住。

　　这件事使袁毅鹏受到很大伤害，他将此归结成自己之后精神每况愈下的原因。回忆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无法控制情绪的小伙子失声痛哭：随着公司不断要求他同意签署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他感觉精神濒临崩溃。2008年1月11日，又一次拒绝了签字的袁毅鹏，走出公司大门之后，立即吞下了40颗氯硝安定。被路人发现后报警送往医院。抢救过来后，公司将其转入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随后通知袁毅鹏远在武汉的家人。袁毅鹏的母亲赶来上海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捆绳子，打算把这丢人现眼的儿子绑回家去。但看到封闭式病房里儿子崩溃的情形，这位年近六旬的母亲却只有一个念头：打官司去。

　　但即使这个时候，袁毅鹏都没想过要诉诸法律，他仍顽固地要回公司工作，但公司的态度是拒绝。2008年2月20日，自称“丧失了所有自信与尊严”的袁在武汉家中再次服药自杀，但常年服用镇定药物的他，已经对此产生抗体。这次自杀后的第7天，他收到了IBM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协议书，理由是他“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扰乱公司秩序，且屡教不改。”

　　到了这步，袁毅鹏决定打官司。

　　反歧视，刚起步

　　陈庆广律师一接到袁毅鹏的案子就表示：“这不是很典型的反歧视案吗？简单。”袁毅鹏及袁妈妈不敢相信：这么强大的对手，他们早就有了打一场恶仗苦仗的准备。

　　陈律师的笃定是有原因的。在国外，反歧视案是常见案例，歧视的定义都讨论出了好几本论著，曾在英国留学的他一下就为案子定了性。而他同样可以确信不疑的是，IBM这样的跨国企业，最怕跟“歧视”这样的字眼惹上干系。有了这样的底气，3月7日，袁毅鹏向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IBM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及补偿精神损失。

　　对袁毅鹏来说，反歧视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为他找到了状告IBM的新的意义解释。他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在中国，虽然用人单位以抑郁症为由辞退员工的事件不乏先例，但这一方面的劳动诉讼仍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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