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地区分出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或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问题，还是以前的一次经历。前脑皮层也受到损伤，无法对传递情感信息进行分类 (emotional transmissions)，并作出合适的决定。

难怪抑郁病人受困扰于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感觉，就像被体内的魔鬼追逐，或是被投入绝望的深渊。难怪他们经常发怒，或付诸其他不恰当的行动而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当她们处在感情超负荷的痛苦中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消极思维”是没有用的。抵制消极思维模式，乐观看待问题的认知疗法可能是有用的，但可能是无法做到的。另外，甚至是改变思维模式也走不到很远。

在一个平静、支持、安全的环境里面，抑郁患者就有机会治愈，并学会新的认知模式。但是难题在于：成年抑郁者将会在他们的生活中搜索出或重建许多儿童时期的虐待或创伤元素。这并非他们自己的错，甚至不是他们有意识决策的结果。而是在于，在生命初期的决定性的六年里，他们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是通过人际关系触发的。

当一个婴儿降临，母亲用爱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时候，一个神经联结就在目光接触，爱，安全和家庭之间建立起来了。当给婴儿喂奶的时候，一个神经联结就在食物，爱，安全和家庭之间建立起来了(令人惊讶的是， 食物，如“二人的浪漫午餐”，是求爱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假如家里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么孩子就会将那种语言，爱，安全和家庭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孩子被批评或体罚的话，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批评和虐待就会跟家庭，安全和爱一起连接到孩子的神经系统内。

这些在六岁前的性格形成期建立的神经联结，就构成了一种“程序”(行为模式)，这些程序决定成年以后所有思维，信念和行动 。因此，当孩子在童年经常被批评，他成年以后就对批评敏感，如果被抛弃，就对抛弃敏感，如果被虐待，就对虐待敏感。这并非是说虐待是他的错，起决定作用的是“程序”本身，并非他个人的意愿。这样的模式是被习得的。

还有其他的因素。作为狩猎采集者(尽管技术进步了，我们仍然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们会本能地“理想化”(“idealize”)群体中的其它成员。如果一次自然灾害使部落受到重创，每一个成员通过理想化，就能够重建部落的礼节和运作方式，并使大脑接受这种信息。长大以后，我们同样会理想化继承错误的应付机制的父母。为了让自己感觉安全并有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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